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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

当年春天，时常有沙尘暴来袭，一般是先天气阴沉，然后开始起风，此时总有一些小资群体仰天说：终于要下雨了。感叹完毕才发现一嘴巴沙子。我时常在这个时刻听见人说再也不要呆在这个地方了，而等到夏天南方大水漫天的时候又都表示还是这里好，因为沙尘暴死不了人。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迹的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民挖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能写出两三万个字。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