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电视剧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当年冬天一月，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可能看得过于入神，所以用眼过度，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躺医院一个礼拜，期间收到很多贺卡，全部送给护士。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